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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对话布莱尔实录:社交媒体是革命性现象

http://edu.cyol.com 2011-09-20 10:21:18

  编者按:8月27日,全国青联与外交学会、中央电视台、中国高校传媒联盟合作,在中央电视台“全球辩论”演播室举办了中国青年对话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活动。现将有关问答摘编如下。

  杨锐(主持人):各位好,欢迎来到全球辩论栏目,今天的特别对话将在世界领袖与中国青年间搭建直接交流的桥梁。本期我们有幸请来了欧洲一位重要的领袖。他曾是英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引领工党取得了历史上最大的胜利,而10年后的他却饱受争议。他为北爱尔兰和平进程所进行的艰难谈判以及在教育和医疗领域所进行的斗争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在他的新书《旅程——布莱尔回忆录》中,他阐释了对科索沃、阿富汗以及最有争议的伊拉克做出干涉决定背后的道德价值。今天在我们的演播室,他将回答关于信仰、政治以及21世纪青年们面临的其他挑战性问题。他就是——托尼·布莱尔!

  视频:曾经的摇滚爱好者

  前任政府首脑(布莱尔:我相信政治的力量将使世界更美好,而政治的运用应被道德所驾驭)

  他坚信非暴力(布莱尔:变革唯一的方式是劝服,而非任何形式的暴力)

  但是发起了战争(布莱尔:在9·11之后的严峻形势下,我们必须发出明确信号)

  一个有信仰的人(布莱尔:我们要创造一个公平、平等的世界,每个人都应享有机会并承担尊重别人的责任)

  也是一个有争议的人(布莱尔:民主绝对是伊拉克和阿富汗改革的核心力量。我知道这很难,但我们的目标就是支持这些国家的温和派,打倒极端分子。)

  他是——(女:托尼·布莱尔成为了英国近200年来最年轻的首相,于1997年5月赢得了大选,并承诺在英国政界开辟新局面。全国民众的情绪都被布莱尔富有活力的性格调动起来了。他会弹吉他,热爱摇滚乐,并在担任首相不久拥有了第一个孩子。布莱尔主要的一项成就在于签署了《北爱和平协议》,结束了北爱尔兰长达数十年的冲突,并在政府内部联合起了各党派。在其执政10年中,英国经济发展良好,通胀率和失业率均长期处于低位。布莱尔还鼓励大学进行开放,并积极推动英国与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布莱尔是工党历史上就任时间最久的首相,也是富有争议的一位。他将英国卷入了伊拉克战争,依据却仅仅是存疑的安全情报,这激起了大量公众的反对。2007年6月27日,布莱尔提交了辞职报告。但即使离开了英国政界,他仍旧在世界政坛表现活跃,追寻并传播其政治理念。布莱尔在任期间对中国相当重视,在其上任之初就提出了对华政策。在其努力下,中英关系发展开启了新篇章。

  杨锐(主持人):热烈欢迎托尼·布莱尔!

  布莱尔:你好!我非常高兴和大家见面,并期待与大家交流想法。但请先允许我花两分钟简单说几句。我的新书已经出版了,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读一下中文版,我会非常高兴。我书中的内容涵盖了我的政治生涯,并就全球化进程阐释了我的理解。我认为不可阻挡的全球化进程是目前世界发展的动力,而全球化并不是由政府主导的,而是由民众、科技、世界开放的程度、移民等决定的。当今的全球化将人与人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前所未有的。许多年前,当我在英国北部地区长大时,我发现周围的人们个个都差不多——他们有同样的背景、种族和肤色。而今天情况就大为不同了,不同人群可以在一起生活、工作、融合。所以我们的问题就是,在新世界中人与人之间应如何相处?世界新秩序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的崛起。在21世纪,权力正在从西方向东方转移。我相信这对世界是个重大的机遇而不是威胁。所以我对未来与中国的合作充满信心,同时也坚信相互理解能增进双方的友谊。因此我将致力于推进人与人间的理解,以达到和谐共处的目标。这是我希望的世界,是我书中的主要内容,也是我今天前来和大家交流的重要原因。谢谢!

  杨锐(主持人):布莱尔先生,欢迎来到全球辩论栏目。我有一个小问题:你是苹果手机的粉丝吗?

  布莱尔:实际上我是黑莓的粉丝。

  杨锐(主持人):我并不是在为乔布斯的产品做广告,他刚从苹果帝国CEO的位子上退下来……

  布莱尔:但是他是个很好的人,非常有创造力。奇怪的是,我当年做首相的时候并没有手机。我在离开唐宁街10号的第二天有了自己的第一部手机,我非常兴奋,于是我发了我生平第一条短信。“你好吗?”我发给了我的朋友,但是我忘记了短信上并不是自动显示我名字的,于是我收到了他的回信:“不好意思,你是谁?”

  杨锐(主持人):我认为现在的互联网和苹果手机将我们与世界的距离拉近了,正如汤姆斯·弗里德曼在其书中提到的“世界是平的”。但是在英国最近国内的骚乱中,您是否认为正是这些“黑莓一代”的暴力行为严重损害了英国的形象?

  布莱尔:首先,我认为这不能怪技术。因为技术只是一种工具,而大部分人在用手机的时候还是非常负责任的。其次,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我认为外界应该认识到只有很小一部分人参与了骚乱。他们失去了理智,骚乱持续一段时间然后就会停止。但是不幸的是,外界只看到了电视上的画面,然后就对我们的国家下了结论,这也是当今世界容易发生的现象。因此也有人对我说,“英国将陷于混乱。”但是这只是少数人,并不代表英国或英国青年。我们一些城市中存在着一些主流之外的青年群体,他们会吸毒或参与一些非法活动。虽然这只是少数现象,我们仍需要很好地处理。但是英国并不是那样的,她是个很好的国家,有着热情好客的人民……

  杨锐(主持人):我们都爱英国对吗?(鼓掌)

  (布莱尔先生,您今天着装很好看,但如果能调整一下领带的话会更好。我很喜欢您的中国红领带。

  布莱尔:谢谢杨锐。不幸的是你今天着装很完美,我没办法发表什么评论了。)

  杨锐(主持人):卡梅伦首相会不会对社交媒体进行管控?因为现在年轻人很多都痴迷于社交网络,但在自由表达与敌视言论之间,我们却左右两难。而在英国发生的骚乱使全世界的领导人认识到了一个残酷的事实:社交网络容易被滥用。我可以举一个不幸的例子。几年前,在新疆自治区乌鲁木齐市街头,一群暴徒用同样暴力的方式挑拨不同民族的关系并引发了骚乱。重塑法律与秩序的打击行为被西方媒体称之为“镇压人权”,但媒体对英国镇压骚乱行为的描述方式却截然不同。我们认为这是不公平的,您怎么看?

  布莱尔:我认为社交媒体可以被成为革命性的现象,因为其可以迅速创造大批的想法。但在英国骚乱的情形下,人们暴力行为的恶劣影响可能通过社交媒体被数十倍的放大。所以我们必须谨慎利用,但不能禁止其使用,人们还是会利用微博、脸谱、黑莓手机、苹果手机等,所有这些都是现代生活的一部分。但是我认为西方也必须认识到,在中国处理一些国内的社会骚乱或者暴动时,中国的做法是在重建秩序。比如在北京奥运会时,有些西方人会说,“为什么要禁止抗议示威?”我会跟他们说,“我们伦敦也将于明年举办奥运会,我也不想有针对奥运会的抗议,我想要奥运。”所以有时西方人会用双重标准来衡量,这是现实情况。但是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理解,最终我们是无法阻止社交媒体的,这是一个新的世界。

  杨锐(主持人):媒体与政治。让我们来谈谈英国媒体的窃听丑闻。我听说您和默多克先生交情不错?

  布莱尔:是的,在西方,政治家保持与有权力的媒体大亨之间良好的关系是很难的。因为政治家需要不断斗争掌权,但是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取决于媒体怎么去评价与阐述,这把政治家置于一个很困难的境地。我想通过这次丑闻双方的关系可能有所提升。但是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如果你是一个政治家,你只能通过媒体去交流。而大部分的交流不是完整的访问,只是几个片段。选择这些片段的不是政治家,而是媒体。这就是为什么维持良好的关系非常困难。顺便提一下,这不仅仅关乎默多克,我们有很多媒体大亨,情况是差不多的。

  杨锐(主持人):您认为自己是媒体的人质吗?比如需要去讨好默多克以获得媒体支持?

  布莱尔:在一些问题上我和默多克有着非常深的分歧,比如在欧盟问题上,他反对而我赞同。“人质”这个词过于强烈了,但是确实西方政治家和媒体的关系比较紧张。实话说,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应该得到改变,但关键要依靠媒体而不仅是政治家。

  杨锐(主持人):您在《华尔街日报》上刊登了《中国的新文化革命》一文。文革一词对中国人来说相对负面,因为我们有着惨痛的记忆。但您的论点却留给了我们深刻的印象。您提到“我们可以批评中国政治改革的速度,并担忧于中国的人权和法治。但我们至少应该认识到其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努力尝试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其重要性超越了大多数西方领导人的理解,而其复杂度也应该被认可。”

  布莱尔:在西方人们难以理解的一点是中国发展的规模。

  杨锐(主持人):这是您的那篇文章……

  布莱尔:对,那就是我的那句话。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在欧盟我们大概只有4亿人口,但芬兰和希腊的情况就完全不同,无论是文化上、语言上还是各个方面。中国的人口是欧洲的三倍,而且有大约60个不同的民族。所以西方人应该理解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目前的情况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中国的发展不像欧洲几个世纪以来的渐次发展,而是迈着巨大的步伐快速前行。同时中国又要保持整个国家的一体性。因此我认为虽然政治改革、人权等问题很重要,我们也应该不断就这些问题进行对话;但是西方人应该理解,因为中国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以及其独特性,转变需要时间。

  杨锐(主持人):当中国人提到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性时,西方媒体会质疑“这是侵犯人权”、“这是对政治公平参与权的不尊重”等等,但是我们今天想听听年轻人的意见:

  观众1:西方社会对中国缺乏民主等批评甚多,但是我认为这是基于中国的特殊情况。我们强调社会的稳定,因为没有稳定就无法发展,而没有经济的充分发展,我们将面临动乱与危机。

  布莱尔:如果你们读过一些西方媒体对我的评论就会发现,他们对中国的评论没那么糟。我想对大家说的是,不要太在乎媒体而应该听听民众的想法,因为民众想的往往和媒体不一样。

  观众2:布莱尔先生,我同意您的大部分观点。但是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如果您还是英国首相的话您还会持有同样的观点吗?因为退休后的评价总是比较容易的。

  杨锐(主持人):很好的论点。您认为离开唐宁街后是不是在表达自己真实观点的时候更自由了?

  布莱尔:是的。但是我对中国的看法没有什么改变。2004年我与温家宝总理共同启动了中英战略伙伴关系,1997年在我担任首相之初就经历了香港回归。我对中国的立场没有改变。但是我想跟你说的是,对政治家来说,我们总是觉得民众想的都是政治。但是事实却不是这样的。民众想的都是“我今天工作会怎么样”、“我晚上回家和朋友怎么度过”、“我回家要听听音乐”之类的。因此政治家其实是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当中,而真正影响英国民众或者说欧洲民众的是北京奥运会本身。

  杨锐(主持人):以伊拉克为例,您在做出决策时经历了什么困难?而且您提到了对道德的信仰使您选择了战争,不仅仅在科索沃和阿富汗,而且更具争议性的是伊拉克,而正是伊拉克战争对您的政治声誉造成了损害。

  布莱尔:政治就是在需要的时候要做出决策,伊拉克战争是我目前为止做出的最为困难的一个决策。

  杨锐(主持人):您后悔过吗?

  布莱尔:没有。我认为……

  杨锐(主持人):您在回答我问题的时候停顿了一下。

  布莱尔:当然你会后悔战争造成了大量伤亡和困难。但是如果萨达姆还在的话中东局势会更好吗?不会。所以在英美关系上,虽然21世纪两国关系会经历很多变革,但我们在20世纪相互支持共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

  杨锐(主持人):英国是一个向世界输出民主的国家,而民主意味着尊重民众的意见。但是在伊拉克战争中,关于您的决策民众有着很多的抗议。但是您为什么对此视而不见呢?

  布莱尔:我并没有视而不见。最终人们有权在议会重选中决定国家领导人,如果他们不喜欢,他们可以赶首相下台。顺便提一下,我在伊拉克战争后还是赢得了大选。

  杨锐(主持人):但是支持率降低了。

  布莱尔:是的。但是当你做出艰难决策时,你也应该做好准备,这个决策可能被民众欢迎也可能遭到反对。

  杨锐(主持人):那位女士有不同意见。

  观众3:考虑到英国现在国内的经济财政情况,您是否还认为英国卷入的战争是值得的?特别对于青年来说,由于大学的学费上涨,很多年轻人无法支付学费,而且目前失业率相对较高。尤其对于骚乱中上街抢夺并实施暴力的这些青年群体,生活可能更为困难。

  布莱尔:我觉得您提到的是两个分开的问题,一个是战争是否值得,一个是关乎青年。因为这些参与骚乱的青年并不是被阿富汗或伊拉克的战争所影响。

  观众3:那关于财政支出呢?

  布莱尔:即使是支出层面,英国的预算与支出都是可控的。我下台时,英国的经济还很坚挺。当然这是金融危机之前了。但是我认为正是金融危机造成了我们现在财政预算的问题。对于这些参与骚乱的年轻人,我认为从外界的角度,你应该理解这是非常特殊的一个群体。而且这也是中国社会发展中应该加以注意的现象。这个群体的青年处于长期失业的状态,而该群体在美国、法国以及欧洲其他国家也都存在……

  观众3:您提到了长期失业,那您10年的执政是否也对此负有一定责任呢?

  布莱尔:我任期内大幅度地削减了青年贫困的现象。我们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但是我觉得你有一点说的很对,就是我当时对这个群体的问题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政治中有一点很奇怪,就是政治家很难去承认他们学到了什么。但是当你回头去想的时候,其实也是很自然的,你在工作中学到了经验。

  杨锐(主持人):您可能要被全世界嫉妒了,因为你的照片被这么多年轻人的微笑所围绕。而您的眼神也透露出对信仰的坚持。您在北京大学开设了“信仰与全球化”的课程,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布莱尔:我刚才提到了全球化的进程下,在新的世界中我们如何和谐共处的问题。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有着不同的信仰和文化的人们现在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所以像我刚才所说的,在我的成长环境中,大家都是白人基督徒,那是我所处的圈子。但是我11岁的儿子Leo的朋友圈却很广,比如他的生日宴会上会邀请穆斯林、印度人、犹太人和不同分支的基督徒等等。现在的伦敦也有不同种族的人群生活在一起。我的观点是,21世纪将不会出现政治上根本意识形态的纷争,而会是文化或宗教意识形态的冲突。所以我的目的在于使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相互理解并尊重对方。

  杨锐(主持人):您提到的这点让我们陷入困惑。如果我们来看看挪威超过70人遇难的爆炸枪击丑闻,我们发现凶手的宣言中提到“如果不能称为圣战,这也至少是一场针对穆斯林的斗争”。那么极右势力在欧洲的抬头是否说明多元文化论的失败?

  布莱尔:这是个挑战。这个挑战也是我刚才所提到的,你持开明还是保守的态度?不同信仰、种族和民族的人混居在一起,大家能否和睦相处,还是以“我是基督徒而你是穆斯林所以我反对你”这种不同宗教间斗争结束?举个例子来说,我在中东经常看到这种极端主义。但我认为那些相信和谐共处的人应该协同合作,维护我们的这种想法。这样我们最终可以说“我不在乎你是穆斯林还是信仰基督教还是印度教,这是你的决定。但是我们都同意为了社会的和谐,我们要尊重彼此并平等相待。”这将是世界运作的方式。

  杨锐(主持人):您刚才提到了信仰,那么如果把信仰和暴力战争的手段结合在一起会发生什么?看上去会像圣战。

  布莱尔:我认为很重要的是要理解并且区分。我最早参与的军事行动是科索沃战争。我们的行动保护了穆斯林而对抗了作为基督徒的塞尔维亚人。所以你们可能对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存在不同的看法,但是这不关乎宗教信仰。我们也有必要了解,巴基斯坦或是其他国家的恐怖主义分子杀掉的大部分是自己的同胞穆斯林。因此我认为不论是中国,英国,还是美国,我们都需要为基本的社会和谐原则而努力。当代社会唯一可行的运转方式就是人们都能够得到平等的对待,不受其种族、信仰、性别或肤色的影响。

  杨锐(主持人):非常感谢布莱尔先生。您现在收看的是我们与全国青联合作的特别对话节目,我们马上回来。

  提到对英国社会的塑造和影响,英国首相中很少能有人与布莱尔媲美,他的成就与传奇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为人们津津乐道。接下来我们的青年一代将向布莱尔先生提出更多的问题。

  观众4:非常荣幸见到您,我的问题是个比较个人的问题,但我相信对于我们年轻一代很有帮助。首先我要承认听到您曾经的摇滚事业我还是有点吃惊的。我自己也在摇滚乐队里弹奏吉他。我觉得不仅被音乐所鼓舞,也被台上的演出所打动。所以我的问题是,无论从您性格还是从您对世界看法的角度,您感觉作为摇滚明星的经历对您的成功有什么帮助?您是否鼓励年轻一代也参加类似活动?

  布莱尔:首先要声明我不是摇滚明星,只是一个普通爱好者。但是这正是我要给大家的一个很好的建议。我们刚才讨论了社交媒体,像手机、照片、推特、脸谱网站等等。但我当时搞摇滚的时候还没有这些,所以很幸运,没有人记录下来我当时的表演,没有视频。我和我的孩子说,在当今社会的技术条件下,你做事一定要很小心。如果你上台表演,那么一定要确保这会是很好的表演,因为很有可能这将永远流传下去。但是我人生最初的20年中我对政治一点都不感兴趣。如果你问19岁的我以后想做什么,我可能回答我想做摇滚明星。但是我不会说政治家。我认为花点时间做点普通人喜欢的事情对于一个想成为国家未来领袖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就会像我之前提到的,作为政治家,你会很容易沉迷于自己的小世界而对普通人的想法一无所知。另外加入摇滚乐队也是对人生很好的准备并且很有乐趣,而且你会发现,这对结识女孩很有利。

  观众5:在小布什的自传中,他将您描述为最亲密的合作伙伴和工作中最好的朋友。您对这段友谊怎么看?

  布莱尔:我们来自非常不同的政治光谱,他是共和党而我来自工党。但是9·11事件之后我们进行了非常紧密的合作。事实上我们对包括非洲、气候变化和国际恐怖主义等各个领域的问题都有过交流。国际关系中很有意思的是,个人关系很重要。我知道从某个角度来看这很显而易见,但是人们通常对政治的看法就是人们到处演讲、做项目、制定政策等等。事实上政治也是个人互动的过程。如果你和其他领导人相处地很好并形成了一种关系,那么在双方存在分歧时就会更容易进行坦诚对话。小布什是我非常亲密的合作伙伴。政治中的个人关系很重要。

  观众6:您刚才提到在英国骚乱是由青年发起的,我们也知道在智利学生也为争取更好的教育走上了街头。在阿拉伯世界,青年是推翻专制政权的主要力量。学生愿意积极参与社会改革,但是他们也暴露于激进思想和极端主义的风险之下。作为一个抗议示威活动非常普遍的国家的前首相,您在面对学生抗议时是非常愤怒,还是乐于看到他们愿意做出改变?另外,如果您的儿孙有一天对您说,“我也想参与抗议活动,推动我们社区或国家做出改变”,您会怎么回答他?

  布莱尔: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我先回答你的第二个问题。我会对他说,“你当然可以上街示威,抗议是你的权利,但是你也有责任给出自己的解决方案。”顺便提一下,这次骚乱与抗议某项政策的示威是完全不同的。目前全世界都是一样的:由于社交媒体的发展,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新的世界。因此我们要与公民建立起对话机制,在这种机制下政治家应该有勇气说,“你们当然可以来抗议示威。但是不要只让我去解决你们的问题而认为你们自己没有任何责任。”我每次遇到抗议者都会说,“好的,让我们来听听你的政策。你抗议我的政策,但我的政策基于以下原因。你有什么更好的政策?”同时我们要认识到,对某项政策的抗议不等同于反对政府。抗议者也应该认识到,抗议不等于要更换政府或更改政策。有时抗议只是一种愤怒情绪的表达,需要政治家去倾听;必要的是,通过抗议活动我们制定了正确的政策,否则抗议就失去了其意义,没有做出任何改变甚至是一种倒退。最后,政治中很重要的一点也是最难的一点是,你需要去倾听民众的想法,但同时也需要展现领导能力。领导力的艺术就在于倾听与引领的结合。并不是声音最响就必须得到最多的倾听和关注,这是政治家在听取民众想法时非常重要的原则,也是我对街头抗议决定政策这种现象的一种担忧。人们走上街头抗议是合法的,但这并不能也不应该说明他们在政治参与中有了更多的发言权。否则那些没有抗议的人将失去其发言权,这是不公平的。

  观众7:我的问题是关于公共意见的。您在《旅程》一书中提到,如果你赞成公共意见,那么你的行为也会被赞同;如果反对,那么你将受到批评。中国经常被外界批评为对公共意见不尊重。所以我的问题是,作为领导人您如何引领公共意见?同时,在现在推特等社交媒体的推动下,您是否认为有时公共意见会失控?

  布莱尔:在我进入政界之初,公共意见的形成像波浪,有时强烈的话能够形成潮水,而且需要时间逐渐形成推进;但是现在的形势下,公共意见会在短时间内形成海啸。因此今天的政治家需要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进行沟通。我们需要迅速而有组织的沟通,而且必须认识到人们所需要的对话深度是不同的。这其实从很多方面来说是好事,因为这拉近了政治家与民众的距离。我们刚才提到了倾听与引领的关系,而且每个人都会跟政治家说“听听民众的意见!”这正是问题所在:通常民众的意见不是统一的。政治家会听到各种意见,所以最终政治领导人要做好准备去塑造公共意见而不仅是遵循。怎么去塑造呢?你要建立一种对话机制,使民众与你分享领导权。举例来说,我如果要对公共服务进行改革但要保持同样的资金投入,人们会对改革进行抗议,提议说“你应该投入更多资金”。我会回答说,“如果你认为我需要投入更多,那我只能用那些人缴纳的税收支付”。那么这些人就会说“我不想缴纳更多税费”。然后你就可以对他们说,“现在你们明白领导人的做法了。我不可能无条件地给你们所有你想要的。这不是世界运转的规则。”今天塑造公共意见的方法就是深入到民众中间进行讨论和辩论,而其他方法都是无效的。因为在新的世界中,这些意见必须得到表达。

  观众8:我想再提一下20多天前在英国发生的骚乱。资本主义的贪婪性已经显示出其影响,世界一些人对于资本主义和民主也产生了怀疑。您怎么看?

  布莱尔:我们不能将人们暴力抢夺商店的行为尊称为“宏大的社会性抗议”,事实上我会将其称作犯罪行为。我认为应该小心对待,加以区别。像其他国家一样,英国也存在很多社会问题,我们应着力解决。但是这些参与抢劫的青年很多都不贫穷。这就是不同的问题了。关于资本主义的问题以下是我个人的意见,大家可以同意或不同意。20世纪左派和右派进行了很多严酷的斗争,从世纪初开始双方在各类极端形势下进行了大辩论。但是我认为今天大部分社会都安定下来了,人们认识到我们要有一个服务人民、进行国防以及制定法律、维持秩序的国家,要有提供公共服务福利体系的政府,同时也要有私营企业和向世界开放的经济体。我的观点是,我们不应纠缠于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间的优劣,而应就如何有效利用上述体系为人民服务进行广泛讨论。我们要将国家行为、公共服务、志愿服务以及私营企业结合起来,要平衡各领域并使其和谐共处、协同一致。如果我们这样做了,那至少21世纪会更美好一些。但是我们今天要认识到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之间相互依存。

【责任编辑:孟佩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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