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不是问题根源所在
“我认为就是户籍制度造成了这种情况的存在。”王元成代表说。他的声音反映了很多参会代表委员的态度。很多人都认为，正是户籍制度成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高考的拦路虎。
在计划经济年代形成的户籍制度，附加各种各样福利功能，如医疗，社保，教育等等。在那个人口不能随便流动的年代，户籍意味着城市、农村的身份，意味着衣食住行的不同待遇。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原有的计划经济的很多东西都弱化甚至消失了，但是户籍制度并没有跟上社会的变化。其附加的功能，尤其是教育功能，在全国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的今天，矛盾显得尤其突出。
“这个问题不是把责任完全归根于户籍那么简单。”王振宇律师认为。在他看来，如果从深层次说，户籍跟很多公共政策结合起来，会产生很扭曲的一些东西，但是如果户籍不跟这些东西结合起来，那可能问题就小了。“从表面上看，户籍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高考报名的拦路虎。实际上，更多的是资源分配造成的问题。”
周洪宇代表也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户籍制度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这个问题之所以迟迟得不到解决，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流入地的教育资源和经济实力制约了能够放开的量。流入地也要算账，要平衡，特别是要平衡原有居民子女的教育和新来人口子女的教育。换句话说，流入地也担心自己的财力支撑不了这么多外来人口的冲击，同时还担心过多地接收外来人口会在某些方面冲击原有居民子女的教育，特别是高考。还有一个问题也不容忽视，就是教育资源的分配有历史形成的原因，一些大城市拥有优质的教育资源，尤其是高校多，名校多。而教育资源的分配，不是一个地方能够说了算的。
“所以，不是说解决了户籍问题，就意味着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入学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周洪宇代表说。
保障他们的权益，是教育公平的方向
“农民工子女受教育问题一定要得到保障，这就是我们教育公平的目标和方向。”周洪宇代表认为，“实现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又确确实实是一个过程，同时我们也不能因为这是一个过程，我们就不做，我们就等着，就观望。因此，也需要代表委员、社会各界来提出一些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王振宇律师表示：“高考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资源分配的问题。从长远来说，还是要把教育资源分配和户籍分开，这是将来的一个趋势。”
“资源分配有历史的原因，现在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大原则，这需要慢慢改，慢慢进步，但是一些小技术问题我倒觉得可以解决，它不伤害大原则。”他以北京为例，马上要参加高考的绿卡子女并不是非常多，能不能特例就让他们去考呢？去年，他曾经为此与几十名律师联合上书教育部，希望能解决这部分人的高考报名问题。
周洪宇代表提了一个过渡性的措施：如果符合4个条件，应该允许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流入地参加高考报名：家长拥有暂住证和就业证，学生又征得原来学籍所在地的同意，参加流入地的中考，并达到高中录取的分数线，同时原籍也同意其在流入地读高中。
要求一个省市、一个部门单独解决历史遗留的这个大问题，并不现实。王元成代表认为，这个问题在全国具有普遍性，所以就需要国家来统筹，需要国家来统一出台政策调节这种不公平，调节这种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匀的矛盾。
“第一，从国家层面来研究这个问题是毫无疑问的。教育行政部门、公安部门都要一起来研究这个问题。第二，地方省市也要协调这个问题。这两个协调一个都不能少。它不是简单的教育部、公安部出一个政策，说你们都这样执行就行了。如果都是发一个文件就可以解决了，那就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而且各地情况也不一样，有的地方可以这样做，有的地方不需要这样做。我们要研究一个逐步解决的办法，而且要一步一步走。”周洪宇代表说。
王振宇讲了一个道理：从律师来说，有两种救济方式，一种是事前救济，一种是事后救济。事后救济就是打官司了，你权利受侵害就打官司。“但我们不赞成这样，因为你一受侵害，你的孩子就意味着已经没法高考了。”他说，“我觉得现在最好的方案不是诉讼，还是政府部门来做一个回顾，然后拿出一个好的方案来。”
周洪宇代表的这段话表达了很多人的心声：“如果这些流动人口的子女教育没有解决好，今后很可能成为城市的一个定时炸弹。少数人成为‘问题学生’的可能也许不能排除。与其未来投资监狱，不如今天投资教育。”
照片：本报记者原春琳（左一）、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左二），全国人大代表王元成（右二）和王振宇律师（右一）在访谈现场。 本报记者 李建泉摄
来源：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J-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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