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46岁，同龄人都知道，我们读书正赶上“文革”十年。那时叫什么读书啊，小学五年，初中二年，高中二年，课本有时也没有，几个孩子共一套，你一本《语文》，他一本《数学》（那时叫算术）。早晨不上学，中午二节课，下午两节课，小学时班级不叫班，都叫排，排里设班。三年级以下的称“红小兵”，三年级以上的称“红卫兵”，衣袖上佩戴一个红色的平行四边形的“卫兵”塑料牌，威风得很。老师呢，大部分是出身好的贫下中农的子弟，仅仅能识几个字。

　　尽管我们都生在农村，但还是要接受贫下农再教育。在农村，10岁以上的孩子还是不错的劳动力。农忙下地收割插秧，这一套全都可以干。农村的孩子特别能吃苦，但好几次有几个同学累晕了。最要命的是，那时吃不饱，一个月只吃36斤谷，折合20多斤米，一天只有六七两，这对于正处于成长发育的孩子来说，简直是车水杯薪。尽管如此，有时还饿着肚子忆苦思甜。管校领导将孩子谁也没有见过的万恶的旧社会，现在想起来，真是有些滑稽，也有些心酸。

　　读到初中时，更是不得了，各地学习江西“共大”经验，干脆是半耕半读，课堂设在田间里，几乎大部分时间在地里劳动，学生要做到班级粮食蔬菜自给。数学课干脆取消了，改用农村实用算术，计量产值、土方。语文呢，学农村应用文，学如何写“批林批孔”的文章，如何写决心书，申请书。外语呢，简直认为是外星人的语言，连ABC也不知道。那时流传最著名的一位“白卷”先生的名言：“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要ABC，同样干革命。”现在想起来真是荒唐！

　　可以想像在这种环境下能学到什么东西！那时热爱劳动光荣，钻研学习好像可耻。然而，我却热爱学习，这主要是缘于父亲那的影响。父亲在私塾里读过几年书，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后来在生产队当会计。两三岁时，他就教我识字，识一个就用红纸写下来贴在墙上，一年下来竟然把一本耕读小学课本识完了。以致我从小对于语文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语文成绩总是全班第一，而对数学几乎是一窍不通！就这样，我稀里糊涂地高中毕业了，我永远记住了这一天－－1976年7月10日（当时连毕业证都没有），这一年我15岁。

　　回到家中，本来几个同学要聚一聚，但小队长当天就上的排工了，每天拿7个工分，与成年男子仅一起干活。队长教育我们，吸了十几年群众的血汗，再也不能白吸了，该偿还的时候到了，干活不能偷懒，不能投机取巧，否则是挨揍的。繁重的体力劳动，窒息的精神生活，这日子不知何日是尽头！一年下来几乎把一个16岁的少年折磨垮了，又黑又瘦，整天沉默寡语，完全是一个会劳动的机器。那时也没有书，没有报（父亲这时会计被罢了），报纸每天送到不识字的队长家，我们想看一眼也不容易。每天打交道的是一群近乎文盲的人。在这一年，我很痛苦，每晚睡不着，做恶梦，得了神经衰弱症，大病了一场。过去读书近乎过目不忘，可是从此记忆力明显下降，这是我最伤心的事。真的，如果不是后来的一件事改变了我，我真会自杀或疯掉了。

　　这件事发生在1977年9月的一天，我正在稻田里起谷沟，我的一个同学气喘吁吁地跑来告诉我，说我可以考大学了！我简直不敢相信，天底下竟有这样的事，读书可以考大学！可在当时，上大学完全是干部子弟关系户的孩子啊，哪有我们这穷家小户的份！然而我的同学说是真的，外面已有人办培训班了，我可以到他们班上复习，这是最爱我的班主任语文老师说的，叫我找队长请假，明天就动身。我高兴得连锄头也忘了拿，就跑回家了。父亲听我一说，坚决支持，只是母亲有些犹豫，一怕丢了工分，二怕考不上别人笑话。但我还是找队长请了假，其实队长早知道了，他到大队开过会的，上面叫通知社会青年（35岁以下）的可以报考，这一回他极不情愿地同意我复习一周。我像获得大赦一样，飞也似的跑回家，高声唱起了《国际歌》。

　　我真要感谢我那位同学，第一次从他那里听到什么文科理科，什么物理化学历史地理，这些无异于外星人的消息。他鼓励我报考文科，，把他那仅有一点的资料提供我复习两天。那时大专与中专是分开报考，我不敢报考大专班，只报了中专。因为中专只考政治语文数学，大专班要考历史地理，（第一次不考外语），我可没学这些。

　　经过几天的复习后，就要考试了。考试那天人很多，大家都很高兴，有的还趾高气扬，好像就是大学似的。我们的考场是一个小学教室，我清楚记得是26试场，监考老师一个叫董方德，一个叫金禧和。教室地面很潮，桌椅较矮，只能弯腰做题。首先考政治，题目比较简单，几乎是些基本常识，比如说“什么是党的总路线”“什么是党的基本路线”这些现在的年轻人恐怕不知道，这完全是毛主席的一段语录，比较长，我一字不错地记下来，而很多人却做不到。语文呢，对于我来说，小菜一碟，比较简单，组词造句，改错。现在小学生都能做的题目。默写是一首毛主席诗词《七律。长征》，古文是《郑人卖履》，作文是在不改变原意的基础上改写一篇文章，文章题目我不记得了，但大意还记忆犹新，说的是一位女生报考音乐学院，初试表现很好但复试成绩很差以至于引起评委质疑，通过调查了解到这女生是因为在一次台风中奋力救人弄得筋疲力尽，嗓子也受到影响结果复试发挥不好。语文考完后，感觉不错，80多分没问题（那时100分制）。再就是要命的数学，一看试题，傻了，满卷只有一道一元一次方程题有把握，近乎交白卷了。出场后，我看到墙上有很多招生院校名单，我最想上的是湖北公安学校，但我知道完了，今生今世与我无缘了，因为数学永远是我无法逾越的天堑。

　　大约过了一个月，分数出来了，我考了157分（当时总分300），离录取线只差了3分。语文87分、数学5分、政治65分。尽管这样，我在全村考了个第二，我的那位同学考了第一，总分比我多两分，也未录取，但他数学考了40分。我懊悔极了，伤心透了！唉，真是后悔莫及啊！假若当时多学一点数学也好了，假若像我同学那样留级也好了，假若大学根据特长招生也好了，就这样，就这样，就因为如此多的“假若”把一个求知若渴的少年拒之大学门外，谁之错？谁之过？为何？为何？

　　但我看到了希望，没有气馁，在全家人的支持下，踏上了漫漫的复读之路，一读就是五年，屡考屡败，屡败屡考，全因为该死的数学，另加要命的英语。到第五年好像差不多了，但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被村里招为民办教师。但我还是边教书边复习，决心一定考上大学，但就在那一年，国家在农村招考国家干部，我顺利考上了，至今也搞了个大学函授本科文凭，总算与大学沾上了边。我最庆幸的是，我的两个孩子都考上了重点大学，替我圆了大学梦，我现在很幸福很充实。

　　我现在的一切都是因为1977而改变，是1977年的高考改变了我，挽救了我，高考改变了中国，改变了很多人生，中国因此而生动！

　　中青在线专稿（J-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