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公平公正是高考制度安身立命的根本。维护公平公正，就是捍卫高考制度的生命。由于高考承载着太多的社会功能，从恢复高考的那一天起，围绕公平公正，侵扰与反侵扰的魔道斗法就一直没有停止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这场博弈中，媒体的监督较好地维护了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2000年8月，本报和《文汇报》对隆回一中保送生舞弊事件进行了连续报道，引发了保送生政策的重大调整。第二年，教育部提出，保送生要“压缩规模，严格标准，严格管理”。

　　2001年，全国保送生数量从往年的25000人，锐减到5000人左右。7年来，调整后的保送生政策虽有微调，但总体上沿用至今。尽管报考人数猛增，高校连年扩招，但保送生数量增幅不大。

　　7年之后，本报记者对隆回一中进行了回访。

　　“黑校”变成阳光学校

　　今年，隆回一中校长和书记的孩子参加高考，尽管两个孩子的平时表现也不错，但与省市“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无缘。而7年前，该校正副校长的两个孩子平时成绩中等偏下，或被评为省“优秀学生干部”，或被评为省“三好学生”，被保送到湖南两所全国重点大学。

　　该校外语教师袁安平说：“这因为有廉政建设监督小组，评优严格按成绩来，班里组织投票，要张榜三次，廉政小组全程监督。”

　　2000年，隆回一中发生震惊全国的高考保送生舞弊事件，14名保送生中竟有13名是假的。经本报报道后，10名责任人受到惩处，13名保送生被取消入学资格，隆回一中的省重点中学资格被取消。

　　一名教师回忆说：“我们走在街上都抬不起头，好像有人指着我们的后背说，黑！”

　　保送生事件发生后，隆回县委、县政府在全县大力推行教育体制改革，县属中学领导班子全部实行竞聘上岗，民主产生。现任校长邹恩情就是一位由教工直选上来的年轻物理特级教师。他说：“没有监督，权力就会失控，暗箱操作就会产生。‘保送生事件’后，学校进行了认真反思，全新的领导班子吸取教训，采取有力措施，真心实意将自己置于群众监督之下。”

　　2000年年底，隆回一中专门成立了“廉政小组”，这个小组成员全部为普通教师，由教工代表大会海选产生，每届7人。廉政小组小到食堂买米、买煤，大到学校重大事项决策，都管。

　　“廉政小组让学校大小事全部放在阳光下操作，我们感到了权力约束，也减轻了我们的压力。”该校党总支书记卢小军说。前任廉政小组组长范小山极力阻止县政府一个部门领导调他的亲戚到学校来工作，跟那位领导拍桌子：“一中是教书的地方，不能教书来干什么！”卢书记说，被廉政小组顶回去的事很多。

　　2003年4月，该校被重新评定为湖南省重点中学，教育教学质量连创新高，每年都有学生在全国奥赛及各项比赛中获大奖，高考成绩居省市前列，近几年来有10多名学生考入北大、清华。袁安平说：“舆论监督把坏事变成了好事。”

　　保送生制度的异化与变形

　　隆回一中事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恢复高考后保送生制度异化的结果。

　　1977年恢复高考后，“片追”现象愈演愈烈，学生的学习负担日益沉重。鉴于此，从1984年开始，国家实行保送生制度。

　　1985年，原国家教委在北京师范大学等70多所高等学校进行了招收保送生的试点工作，招收了近6000名保送生，占当年招生总数的1．2％。

　　时任国家教委学生司副司长的杨学为是极力提倡者。他回忆说，在现行高考制度下，品德好的、有特长的，往往因为分数低，考不上大学。保送可以弥补考试的缺陷。

　　1988年，原国家教委颁发了《普通高等学校招收保送生的暂行规定》，当时规定全国有52所大学招收保送生。

　　研究保送生制度的厦门大学副教授郑若玲认为，以此为标志，保送生工作从此步入正规化、法制化和制度化轨道。

　　2001年2月，时任教育部学生司司长的瞿振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社会对保送生的评价是比较好的，保送工作取得了初步成功。

　　但没过几年，好经就被念歪了，保送生严重失控。瞿振元当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并不回避这些问题：一些人利用权力、关系、金钱，把并不优秀，甚至不合格的学生通过各种方法塞给大学。也有个别高校不讲原则，用保送生制度搞所谓的产、学、研结合，把保送生工作与高收费、乱收费联系在一起。中学片面追求升学率，“推良不推优”。

　　保送生制度逐步异化为滋生腐败的温床。一些中学甚至“推劣不推良、送官不送民”。2000年发生的隆回一中保送生舞弊事件便是典型例子。作为湖南省重点中学，隆回一中采取偷梁换柱和考试舞弊等手法，保送了多名成绩中下的权势子弟。更令人吃惊的是，一名被学校推荐但保送未成功的学生，其高考分数仅347分，离专科最低分数控制线还差100多分。

　　隆回一中保送生事件并非个别。《隆回一中：黑》发表后，本报记者收到山东、黑龙江、上海等地许多家长和师生的来信，反映当地保送生舞弊问题，他们气愤地说：“所谓的保送生实际上就是‘关系生’、‘权钱交易生’。”

　　郑若玲分析说，《普通高等学校招收保送生的暂行规定》订立的保送生的3项条件中，除了第三条“德智体全面发展，各科成绩优良，并参加国际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赛集训的优秀高中应届毕业生”的标准较为明确外，其他两条都是“软标准”。由于缺乏可客观考量的“硬条件”，导致保送生制度实行不久便出现“走后门”、“搞腐败”等难以堵塞的漏洞。

　　隆回一中保送生事件发生后，从2001年起,湖南的保送生政策有重大变动，除长沙市4所办有理科实验班的学校外，其他中学均被取消了保送生资格。2001年3月,教育部对保送生政策进行调整，规定只有省级优秀学生、奥赛获奖者等4类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具有保送生资格。

　　隆回一中曾一度失去保送资格。从2003年开始到今年，每年保送1到3个。

　　存废争议持续10多年

　　1997年原国家教委曾宣布取消保送生，不久，又宣布仍继续保送。

　　记者查询有关资料得知，原国家教委、教育部在1996年和1998年，曾两次对保送生制度的存废进行过研究。1996年夏季,国家教委有关负责人曾公开表示：1997年，除师范院校和外语院校外，全国普通高校招收保送生的工作将暂停。但出人意料的是，这个“暂停”决定后来没有生效。杨学为透露说，个中原因是有领导说，素质教育就剩这点儿绿地了。

　　在1998年春召开的全国普通高校招生工作会议上，关于保送生制度的改革甚至存废，再次成为议论的焦点。大部分省市和高校的招生管理部门负责人认为，除了奥赛获奖者和师范保送生外，应暂停保送所谓的“三好生”和“特长生”。

　　1998年，教育部在上海、湖北、河北、黑龙江、四川五省（市）试行保送生综合能力测试，不久推向全国。杨学为就此评论说，保送的本质是不必参加考试，尤其是统一考试，但是必须由统一实施的综合能力测试来“保证”保送生的质量，这不能不说是保送的悲哀。

　　这一道新设的关卡并没有难住那些弄虚作假者。隆回一中保送生舞弊事件就是例证，当年成绩比较差的保送生到邵阳市参加综合能力测试，同样蒙混过关。

　　隆回一中保送生舞弊事件曝光后，对保送生制度的反思开始激烈起来，利弊存废问题成了争论的热点。江西省政协常委王钟友建议取消保送生制度，江西省副省长胡振鹏在该建议上批示，认为我国现在的免试推荐制度利少弊多。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数年前就呼吁取消保送生制度，2000年度开始又旗帜鲜明地取消招生加分的做法，按实际分数录取。黑龙江省也从2000年起停止省内高校招收保送生。

　　2001年2月，保送生“新政”出台时，存废的争议再次达到高潮。

　　郑若玲副教授认为，2001年新规定的4项保送条件与1988年《普通高等学校招收保送生的暂行规定》的条件相比，更加具体，更有操作性，“门槛”也的确高了许多。但除了奥赛获奖者这一条外，其余3条在实质上仍没有跳出“软标准”的框框。

　　此后几年，“保送生”的口子越开越大。除了奥赛获奖者外，在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国际环境科研项目奥林匹克竞赛、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含全国青少年生物和环境科学实践活动）、“明天小小科学家”奖励活动、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中获得奖项的高中应届考生也具有保送生资格。获奖运动员也可免试进入大学学习，高校还可通过组织单独入学考试、开办预科班等形式招收运动员入学。

　　2006年，教育部又要求符合保送条件的学生必须经过普通高等学校的审查，参加其组织的文化测试及相关的考核才能入学。

　　存废争议也未中断。

　　从2001年开始，科技创新大赛与高考挂钩。于是，有的家长花钱请教授指导，甚至花几十万元买项目。

　　2005年，中学生信息竞赛内蒙古赛区发生了受贿事件。

　　2006年，中国科协青少年工作部向教育部正式提出，全国中学生五学科竞赛与高考保送资格选拔工作脱钩的要求。但这一说法至今未见结果。

　　郑若玲认为，作为对考试制度的补充，保送生制度仍有存在的必要，但必须进行革新。

　　保送生到底走向何方？这是高考改革不能回避的问题。

原载《中国青年报》（J-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