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北京景山学校毕业，16岁，1968年到云南下乡，下乡三年多，在深山里做体力劳动，那时候自己对于当时意识形态的那些内容，还是比较接受，改天换地，战天斗地，很吃苦的干，就这样过了三年。突然上面下来一个通知，把我调到了昆明，让我到云南广播电台当播音员，我其实并不喜欢这个工作，因为播音工作是一个在原稿件基础上有限创作的一种工作，但是这个工作我整整干了六年半。恢复高考，我之所以报名，只是为了改变我的工作性质，我不愿意再念别人写的稿子。

　　我并没有做过多的考试准备，我就是那个水准了，所以很松驰。当时由于自己所在的家庭，父母都是在教育系统工作，家里有一点教科书，我看了两个礼拜教科书，怎么考的我都忘了，我就觉得看了两个礼拜书就够了，就骑着自行车找考场，然后到考场，半路的时候我买了两包烟，举手问老师可不可以抽烟，当时比较松，经允许之后我就抽上了。各个学校录取的名额分配到省，北京分配到云南省只有17个名额，当时不太喜欢教书，这17个，北师大占了13、14个，北京广播学院有2个，北京大学有1个。我由于过于松驰，第一门考得数学非常不好，不过我仍然很松驰，感觉自己就像打乒乓球输了一样，到第二天下来，后三门的分把第一门的分给补齐了，就录取了。

    后来我才慢慢意识到大学教育对于我们非常必要，我那时候仅仅认为不喜欢现在的工作，才去考大学，确实是一个幸运，如果我连这点动力都没有，恐怕完全不是我现在这个样子。我不愿意教书，剩下北京广播学院，我本来就是广播系统的，北广毕业生出来也就做我这个工作，我就没有再报名，在北京上大学，没什么意思，也不喜欢。

　　谈一谈当时的学校教育，由于刚刚拨乱反正，我们78年2月份入学，没有学到什么东西，特别学文科的，尤其以中文系重灾区，文革的一些流毒远远没有肃清，所以当时没学到更多的东西，也不允许有更多的争议。77级，说老实话，如果是文科的话是相当吃亏的，我自己骑着自行车去报道，拿到一个单子，我看到单子上写的是入学前三天是政治学习，我就直接反问了一句，问房间里的老师，我说现在还搞空头政治，那个老师正色道说：“怎么能叫空头政治”，结果三天有一个政治内容，也能说明当时文科在学校中间，学习的内容是不多的。但是我觉得我确实是利用了这个机会，抓住了这个机会，对我后来的工作有相当大的影响。 

　　中青在线专稿（J-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