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乌蒙流浪者，一名普通教师，一个曾经的支教志愿者。五年前，和你们一样，我曾经因为扶贫支教而在仕途上飞黄腾达，但我最终选择放弃仕途，回到了三尺讲台，回到了偏远的山村学校，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坚信教育是这个尘世中最后一片净土。随后的日子里，我一次又一次地离开繁华都市到遥远的山村学校支教，去体味一名教师单纯的快乐和中国教育的点滴进步，但不幸的是，我感悟更多的是中国教育沾满尘灰的现状。对于教育，我也许没有你们所拥有的高深的，让人费解的理论，但我坚信，在中国最贫穷的山村学校持续四年的支教生活以及我对山村教育进行的不间断的调查报告，我比你们更了解教育的真实现状，我现在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事例都是在偏远山村真实发生的。

　　在贵州山区支教这么多年，我亲眼目睹了山村教育在形式主义的侵蚀下步步下滑的现状，功利主义，形式主义和虚假主义让我们的基础教育遭受伤害，也让我们的高等教育在大规模，高收费的外衣下有其名而无其实，披上了一层华丽的，薄如蝉翼的金缕玉衣，而它的背后，则是难以数计的寒门学子的苦与泪。

　　今天，我不想说我眼中的山村教育的现状，我想说的是高等教育的高收费和产业化以及这种产业化对山村基础教育所造成的难以弥补的伤害。是的，山村学生的高辍学率主要原因是贫穷，但我更想这样说，现在山村学生的高辍学率是因为“恐惧”，对大学天价学费的“恐惧”，对背负一屁股债完成大学学业却无法在毕业后找到工作的“恐惧”，而正是因为这样的“恐惧”，导致贫困山区的辍学率越来越高，无数的山里孩子连小学都没读完就外出打工，超过70%的学初中学生放弃了高中阶段的学习。我们都很清楚，现在的大学校园里的农村大学生比例越来越低了，是的，我相信，在现实的高等教育制度下，大学校园里的农村学子会越来越少，因为绝大部分农村孩子在高中阶段，初中阶段甚至小学阶段就被未来大学的天价费用吓退了，他们可能连温饱问题都尚未解决，当然就没有资格保留读大学这样奢侈的梦想。

　　五年前，我曾经以“知识改变命运”这样的话语去激励我的山里学生，但我不得不承认，在现实的教育体制下，知识或许改变不了山里孩子的命运，辍学打工或许是最适合那些极度贫寒的山里学生最好的生存出路。你们闻到了飘浮在大学校园上空那股愈来愈浓的铜臭味吗？美丽的大学校园不再是求知的乐园，她的圣洁早就被高昂的收费和低劣的质量玷污得无影无踪了。支教的日子里，我目睹过山里孩子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挂在眼角的泪水，目睹过苦难深重的山村父老喜极而泣的表情，为了能让孩子读书，他们不得不变卖微薄的家产，甚至借高利贷！破败的草屋是他们的栖身之所，土豆是他们一年的主粮，他们难得吃上新鲜肉，他们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大学，曾经是山村父老和山里孩子的美丽梦想，但现在，它竟会成为山里乡亲和山里孩子生命的绞索（贫寒学生或者他们的父母因为无法筹积学费而自杀的悲剧几乎每年都有发生。)的确，我们的大学教育是足够繁盛 ，我们拥有全世界最多的大学生人数，可是，我们想过没有，这样表面繁盛的高等教育背后埋藏着多少来自普通百姓的苦痛和泪水？

　　质疑大学高额收费的声音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可是，大学的收费还在一年一年地上涨，越来越多的大学依然在变着花样从学生身上获取最大的经济收益。我们身上的衣，嘴里的粮都来自于父老乡亲的辛苦劳作，然而，这些一生一世劳苦的乡亲们数十年的收入还不够支撑孩子四年的大学费用，他们辛辛苦苦养活了我们，但他们却贫寒得连孩子的学费都无法支付，这收费标准是否举行过价格听证会？是否考虑到绝大部分老百姓的承受能力？如果我们国度里的绝大部分家庭都感到供养一个大学生成为无法承担的负重，那么我们的教育体制和收费标准一定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教育部副部长的张保庆也承认，他夫妻的收入供养一个大学生有些困难，中国的高校收费的确有些高了。其实，高等教育的收费岂止是有点高了，而是高得离谱，高得足以让那些贫寒学子和他们的父母感到绝望。　　

　　其实，还有一件更为悲凉的事实在贫困山区蔓延。“背一屁股债读大学，读了大学还找不到工作，找到工作工资也不高，还不如早点出去打工挣钱”，这或许是父老乡亲最为简单的辍学逻辑。在当今的贫困山区，“读书无用论”和“读书致贫论”可能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严重。我们还是以事实来说话吧，在贵州支教的四年中，我亲眼目睹了辍学率一年高过一年的情况，居然有那么多有小学生辍学外出打工，中学阶段的辍学更如决堤之水不可遏制。我任教的那两个班级在初一时有190个学生，而三年之后仅剩下了90余人，每个学期我都会亲眼目睹数十个山里学生离开这所山村学校，离开我的班级。

　　去年，我支教时成绩最好的一个学生林菊到深圳打工来了，接到她的电话，我真的感到很悲凉，悲凉的不仅仅是我付出如此多心血培养出来的学生终究没有完成学业，更因为我们的高等教育制度，高昂的收费不仅仅扼杀了山里孩子的前途，也扼杀了一个支教志愿者的努力和希望，直到现在，每每想到这件事情，我就感到失望。我已经尽力了，然而事情终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般美好，在这个城市里，有我的很多山里学生此刻正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劳作，他们提前离开了学校，汇入都市滚滚人流之中，她们本应当捧起书本的手却摆弄起冰凉的电器元件。林菊曾经给我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的成绩越好，我妈就越担心，越烦我。”也许在很多人心中，这是一句平常的话，但我在心中，这是我永远都无法忘记的一句话，孩子说这话时眼中的泪珠，脸上的绝望都深深地印刻在我的心里，是我四年支教生活中最震撼良知的印记。尽管我向她的母亲承诺我会想办法资助孩子大学阶段的所有费用，但当我离开山村小镇后，她的母亲终究还是让孩子辍学打工了，她不相信我，也不相信孩子可以通过读大学，获取知识来改变命运，当然，我知道真正让她恐惧的还是大学阶段的天价费用，那足以让她全家整整劳作十余年不吃不喝才能凑齐。

　　当然，面对越来越多贫寒学子无法圆梦大学的境况，你们给贫困生提供了贷款。我并不否认这的确给部分学子打开了通往大学的门，但当老百姓连吃饭穿衣都很困难的时候，他们会让孩子背着一屁股债去读大学吗？更何况很多寒门学子在初中阶段，高中阶段就被天价的大学费用吓跑掉了。在我看来，助学贷款不是解决贫困学子上学的根本之策，这是一个表面上很温情但实际上很冷漠的政策，大学日子一天天地流逝，但寒门学子背负的债务却越来越多，他们走出校门，在就业形势越来越差的形式下，在毕业即失业的现状下，他们很可能要在漫长的还债路上艰难的行走很长的时间。

　　幸运的是，在中国，寒门学子获得了来自越来越多的人的关爱和资助。徐本禹，一个在贵州群山深处支教数年，把青春给了山里孩子的志愿者；丛飞，一个资助了一百多名孩子，癌症病魔缠身并因此付出生命的普通歌手，他们延续着山里孩子求学的梦想，他们曾经因此感动了无数的中国人，然而，这些感动之中又包含着这个社会的多少凄凉，辛酸和无奈？这段时间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每天都会在《共同关注》这个栏目里介绍贫寒大学生的艰难生活，每到节目结束时，电视台主持人都会深情地呼吁更多的个人和团体参与到资助贫困大学生的圆梦行动中来。是的，贫寒大学生应当获得资助，我也会参与其中，但是，我必须说明的是，越来越多的个人和群体参与到资助贫寒学生的行动中来，对于我们整个教育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值得歌颂的事情，这只能说是我们这个社会道德水平进步了，但教育制度却退步了，反映了一部分公民的仁爱的善良，却映衬了教育教育制度的冷漠残忍。

　　依靠捐资助学始终都不是解决教育危机的根本办法，我甚至想，如果哪一天我们的大学生不再需要资助了，我们的每一个寒门学子都可以享受到公平的高等教育了，这才是教育之福，也是中国之福。大学本就应当这样，如果因为经济的贫困让一个个贫困学生在中学甚至小学就放弃了求学的梦想，是不是悲剧呢？

　　开学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让我们为那些有幸进入大学校园的贫困学生祝福吧，也让我们为那些因为家境贫困而提前终结大学梦想的千百万山里学生祝福吧，我也相信，知识未必就能改变命运，读书也不是唯一出路，在现实的教育制度和就业形势下，打工或许是一条更适合贫寒娃了的出路，那里同样可以奋斗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原载人民网（J-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