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历来是出人才、出思想、出科研成果的地方，历届诺贝尔科学奖得主有不少就来自大学。中国有世界上最为庞大的高等教育体系，聚集了数量众多的基础科研人才，但是我们的科研水平究竟如何呢？
我国著名的钢琴与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曲作者陈钢，曾在诸多西方音乐大师面前作过这样的对比（大意）：我们的艺术教育制造了不少可爱的“盆景”，西方则培育出了几棵更具魅力的“大树”。
伴随2004年度诺贝尔科学奖的揭晓，获奖的外国科学家们分别在医学、物理、化学研究领域培育的几棵“大树”展现出各自的魅力：揭示了人类嗅觉系统的奥秘、发现了粒子物理的强相互作用理论中的“渐近自由”现象、发现了泛素调节的蛋白质降解。每逢此时，13亿中国人的一个梦想就会涌上心头：多年来在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中显示度不够的高校基础研究，有没有可能为人类科学发展培育出这种里程碑式的“参天大树”？
科技资源向高水平研究型大学集结
在发达国家，一批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是国家基础研究的主要力量，是原创性创新的主要源泉。我国高等教育的结构也正在趋近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结构。比如，前50所科研型大学的科技经费已达112.1亿元，占600所本科大学科技总经费的64.2％以上；培养着我国80％的博士生。国家目标的科技任务、科技经费和科技创新基地明显向这些大学集结，初步构筑了高校科技创新体系。一批有较强科技实力和较高科技水平的研究型大学的逐步形成，日益成为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认为，高水平、研究性是衡量研究型大学的可操作的评价标准。这类大学的微观特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培养的人才是高质量、高素质的；从事的科研是国家目标的；整体实力，尤其是科研队伍是有国际竞争力的。当然，这只是这类大学的外延指标，更重要的内涵是要有办出自身优势和特色的办学思路，要建立起名副其实的研究型大学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在我国已经形成的一批办学条件较好、科技实力较强、有发展潜力的研究型大学中，还建成了一批有相当竞争力的科研基地，其中国家重点实验室有106个，约占全国的2／3；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48个，占全国的1／4左右。这些科研基地就像一粒粒珍珠，如果用金丝线把它们串起来成为一条条整体的项链，就会具有更大的价值。这条金丝线就是国家的科技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赵沁平表示我们要进行机制和体制的创新，通过整合科研基地提高国际竞争力，用国家大学知识创新体系把我们的科研珍珠串起来。
应该看到，高校基础研究多年来缺少重大的世界级研究成果，在国家三大奖中一等奖比例偏低，在2003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中几乎无名，这都意味着高校的科技创新还不能令人满意。教育部科技司副司长雷朝滋认为，国家科技体制的改革，应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做法，应当着重解决科教分离、军民分割问题，推进科技创新与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的有机结合。高等学校，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应当研究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经验，更新办学理论，推进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确立科研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和学校发展中的战略地位。
高校基础研究水平为何不高
科研经费严重不足是制约科技创新的瓶颈。1999年，我国高校的研究和开发经费支出总额按照汇率折算仅为12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1／28.3，日本的1／14.2，德国的1／7.2.2001年，高校专任教师人均科研经费只有3.2万元，大约只够指导一名研究生。
整合科研队伍缺乏有效的调控手段和凝聚机制。高校科研人员加上在读的理工农医领域的研究生，数量可观。但人员分散，校际之间、各校内部院系之间、实验室之间以及科研人员之间合作交流不够，队伍整合困难，不易形成合力。
小而全的封闭思想导致科技资源共享难。高校科技资源分散，加上片面追求小而全，导致高校仪器设备重复购置，投资效益不高。大型仪器设备对外开放不够，设备利用率也不高。尤其是如何提高大型贵重仪器设备的利用率，建立共享机制成为我国科技界的一个难题。
前沿领域实质性国际合作进展缓慢。高校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大多停留在一般性人员的学术互访。在一些国际战略高科技前沿领域，缺乏明确的国际合作目标和必要的资金支持，造成高校不能及时把握国际高水平科研的最新动态，进而可能拉大高校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水平差距。
研究型大学的研究生，多数来自数百所以教学为主的大学。这部分研究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较差，可以说搞科研的底子没打好。许多科研人员为科学献身的抱负和责任感不强，对国家科技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反应麻木，科研的视野不宽，尤其表现在国家科技项目验收答辩时，只能表述与自己研究有关的问题，给人留下鼠目寸光的印象。有组织的大学教师培训相当于读书学习，而不是学做学问。这些问题都制约了科研队伍素质和水平的提高。
重要的是营造创新环境
今年获诺贝尔奖的8名科学家中，有6名来自美国。从1901年诺贝尔奖创立，美国已有279名获奖者。诺贝尔奖所以青睐美国人，除了基础研究投入大之外，就是注重学生独立思考。据美国一项权威的跟踪调查，在小学和中学阶段，美国学生的理科统一考试成绩普遍不优秀，在世界各国的排名历年处于第30位左右。到大学阶段这种状况发生了逆转，一些考试成绩不顶尖而善于独立思考的学生后来居上，在科学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刚刚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研究所阿克塞尔教授道出他科研成功的秘诀：细致、耐心、合作。显然，独立思考与科学发现之间无疑有着一种内在的联系。
而在我国的中小学，多年来借素质教育之名行应试教育之实依然比比皆是。南京市曾因在各校大力推行素质教育，导致不少学习有潜力和创造力的学生，在后来的高考录取中遭遇“滑铁卢”。据悉，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南京许多学校又不得不利用课余时间争分夺秒地为学生补课。一些很有创新意识和探索勇气的校长辩解说，人类的知识需要继承，但更需要发展创新。仅仅注重前者的应试教育，不过是年复一年地培养出大量的高考状元，只有素质教育才能把继承和创新结合起来。
北京大学数学学院院长张继平认为，营造有利于科学家创新的环境，不是用钱能堆出来的，而要靠一个以尊重人为核心的管理理念。创新的前提常常在于有个性，因此必须尊重有个性的科学家，绝不能使他们受到哪怕是无意的伤害。基础研究与企业生产不同，后者可以一天接一天地往下干，而前者一旦出现的灵感没有抓住就会前功尽弃。比如对科学家的年度考核就要与人为善，不能像有些超市的保安那样死盯着顾客的一举一动。有的科学家一两年没出成果，说明他探索领域的艰难，有的科学家经过多年奋斗使我们“于无声处听惊雷”后，又要允许他们休整一段时间。
原创性的研究往往是个性的充分体现，一个完善的基础研究评价体系应该强调共性与个性的有机结合。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杨福家一直主张，中国的大学要延揽“大师”，更要有“大爱”，即宽容的学术环境。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一名教授9年没有发表一篇论文而能在学校立足，最后证明了费马大定理。任何一项重大意义的科学发现和重大突破都不是通过规划产生的，它既取决于一个研究群体或个人“十年磨一剑”的长期积累，在耐得住寂寞中不去想拿什么大奖，因为拿奖总是一种“无心插柳”、“水到渠成”的事，又取决于管理者允许他们在较长一段时间里默默无闻。
原载《瞭望周刊》转自新华网（J-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