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广东东莞市市长刘志庚提出发行“教育券”的设想：由农民工子女根据核定的标准，向其流出地政府申领相应面额的教育券。在流入地学校就读时，凭券抵扣相应的费用，买来免费教育的权利。学校按其收到的教育券，与所在地政府结算费用。而流入地政府和流出地政府之间，再按实际发生的教育券数量，经中央政府进行转移支付。在刘志庚看来，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应由农民工户籍所在地承担，东莞市没有责任为外来工子女的义务教育买单。

　　利用“教育券”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难问题，并非刘市长的新发明，近几年一直没断过这样的主张与呼声。而从表面上看，“教育券”也确实体现了“公平原则”。但这样一个思路其实是以户籍来划分权利，有违权利原则的本义——在哪缴税在哪上学，相对于在哪落户在哪上学，哪一个更接近权利的本义呢？作为东莞市市长，刘志庚只看到农民工子女入学给东莞市带来的财政负担，却似乎疏忽了一个问题，若没有农民工，东莞将会怎样，有无今日经济发达的东莞？

　　农民工是东莞的创造者之一，这是事实，而在另一层面来说，农民工工作在东莞、消费在东莞，他们在工作、消费中创造税收，他们是实实在在的纳税人，作为纳税人不应享有纳税人应有的权利吗？“一边是巨大付出，一边是没有补偿——农民工给东莞市创造了财政收入，而东莞市竟然一毛不拔”，敢问刘市长，这是不是也“显失公平”？刘市长还无意中提出了另一个更为简单易行的途径：“大多数农民工的子女，户籍都留在老家，接受义务教育却在东莞。如果在老家实行免收学杂费的政策，目前在东莞就读的广大外来工子女，就不能享受优惠。如果由东莞承担其学杂费的话，东莞却得不到应有的补偿。”既如此，何不让这些农民工落户东莞，所有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原载《大河报》转自人民网（J-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