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教科文司负责人表示，把教育乱收费的首要原因归为教育投入不足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中国青年报》3月11日）

　　教育投入是近年来舆论关注的热点之一，更是两会质疑的热点之一。教育部曾在3月6日作出的回应中称，教育乱收费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一些地方对教育投入严重不足。财政部有关人士回应则与此相反，真可谓语出惊人。有分歧不是坏事，不亮出分歧，怎么能寻求一致并解开乱收费的谜团？

　　教育乱收费真的跟投入无关吗？问题的关键，在于有个明确的标准。而标准的制定，则在于培养成本的核算。财政部教科文司负责人说，政府举办的是公立学校，只宜提供基本的办学条件。问题在于，“基本的办学条件”依据什么？当然还是要有严格的成本核算。教育投入足不足，这是个必不可少的尺度。投入如果达不到成本的底线，必然出现缺口。而弥补缺口，就不可避免增加收费；这也给了一些学校以乱收费的借口。

　　那么，教育投入是否已经满足了成本的最低需求呢？这位负责人避而不谈，却列举不少数据来证明投入足。看起来似乎是，然而仔细琢磨，却又不是。

　　为什么？因为这些数据既不全面，也不完整，分析也不科学。比如，说预算内教育经费的支出年均增长16.2％，也许是事实，但孤立地拿同期GDP年均递增来比，就没有意义。须知财政收入，比同期GDP年均递增更高，2005年就增长19.8％。而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九五”初期的11％左右提高到现在的20％左右。究竟谁增长快，一目了然。

　　教育投入足不足，还要拿家庭的负担来衡量，换句话说，在培养成本经过核算的基础上，财政投入和家庭投入应该有个合理的比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家庭投入，在8％以内，只有7．5％的国家个人教育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的比例超过10％，而中国则远远超过这个比例。有调查显示，2004年10月至2005年10月,在拥有就学阶段孩子的农村家庭中，子女教育花费占家庭收入的比重达到了32.6％；城市和小城镇家庭中，子女教育花费占家庭收入的比重也分别达到了25.9％和23.3％。（《中国青年报》2月8日）

　　举个例子说吧。2003年全国高校教育收费400多亿元，而国家对高校的财政投入为700多亿元。《高等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规定：“高等学校学费占年生均教育培养成本的比例最高不得超过25％。”按照教育部前副部长张保庆提供的数字，2003年高校教育学费标准为4000元左右，则学生实际承担高达36％的成本，超过25％的最高限度。

　　拿什么指标来衡量教育投入的高低，这是个绝对不能忽视的问题，可惜这位负责人也有意回避了。按国际惯例，教育投入指标，当以国家财政性投入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很可惜，尽管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纲要》明确规定在2000年要占到 GDP的4％，然而2003年只有3.28％，2004年又下降到2.79％。从这个角度看，投入的成本底线，即“基本的办学条件”，并没有完全满足。

　　我毫无给学校乱收费开脱的意思，相反，我认为解决投入必须从成本核算入手，打破暗箱，从而依法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收费制度。众所周知，各级各类学校的培养成本究竟是多少，至今依然是个谜团。这个谜团不解开，教育投入究竟足不足，很难下结论，其乱收费的责任也难以认定。因此，无论是财政部，还是教育部，都应该毅然公开成本，决不能回避。有人说，公开成本无异于公开腐败，但是正因为如此，更得公开成本，否则何以自证清白？

原载《中国青年报》（J-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