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3月7日电　

　　“我就是‘教育红包’的受害者。”全国人大代表迟夙生日前讲述了自己遭遇红包的经历：“6年前，儿子以优异的成绩从小学毕业，为了让他进入齐齐哈尔一所重点中学，我花了3000元择校费。入学不久，孩子的班主任竟打来电话说‘你家孩子很聪明，是考清华、北大的料，但最后能不能考上还要看我。’”　

　　“一开始，我不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老师这是在要钱。我爱人就给老师送了1000元现金，这是我们家送的第一个‘教育红包’，后来我又从北京给这个老师买了一条价值1000多元的项链。”迟夙生说，给老师送一些小物品沟通感情，本来无可厚非，但现在已经变了味，成了“潜规则”。在经济条件较好的城市，不但一些重点学校有，普通学校有，甚至连幼儿园里也有。家长们也不再送一些小东西了，一是体现不出特殊来，二是老师也不满足了，干脆送钱和手机、项链等贵重物品，暗地里还较着劲送，把送“红包”当作换取老师对自己孩子关心的手段，有的老师味口越来越大，甚至明目张胆地伸手要钱要物。　

　　身为法律工作者的迟夙生说：“表面上看老师收红包是一种隐性违规收费，但从法律上讲，老师收受红包是典型的受贿行为，社会危害极大，应该加强监管和严厉打击。”“最可怕的是，‘教育红包’现象很容易在孩子的心中留下烙印，孩子们将来走上工作岗位，就可能潜意识地接受这种观念，由此带来的损失恐怕是多少年也挽救不回来的。”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教委主任欧可平说，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不良社会现象出现的几率较大，学校不是完全的真空状态，钱权交易、贪污腐败等一些现象都会给教师造成不良影响。作为教育主管部门，一旦发现“教育红包”这种事情，一定要查处到底，决不手软。

原载新华网（J-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