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是1月22日《沈阳今报》报道，“武小锋事件”在小年的头一天，“修成正果”。在媒体的呼吁下，北大毕业生武小锋来到鞍山一企业就业，并在住房上享受“教授级待遇”。另一条则是，同一天的《齐鲁晚报》报道，南京一个普通高校的学生辅导员职位，吸引了近百名名校的研究生前来竞争。

　　两条新闻发生在一南一北，相隔千里之遥，似乎毫无关联，却又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越来越紧迫的就业形势下，人们难免不把武小锋在鞍山享受的“教授级待遇”与百余研究生争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辅导员的惨烈状拿来进行对比。

　　北大毕业生武小锋卖糖葫芦一事得到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之后，迅速成为“公众人物”，他就业，就算是打上了“教授级待遇”的痕迹，也丝毫不让人感到惊讶。让人惊讶的，反倒是在南京的一个辅导员之争，百名名校的研究生同时争这样一个职位，这种残酷的择业场面让人感慨。

　　论学历，那些名校的研究生们的学历显然要高于武小锋;论能力，通常而言，研究生的能力也肯定优于并不擅长待人的武小锋。但为何这边武小锋获得了“教授级的待遇”，而在另一边，却依然是高学历的毕业生们为争一个普通职位而撞得“头破血流”？

　　我想，这足以说明许多问题。一是现行的就业环境依然十分残酷，由于信息上的不对称，社会对于人才的认识，依然处于一个比较畸形的浑沌状态；二是媒体的呼吁与关注或可在非常局部的范围内让类似武小锋这样的大学毕业生获得就业的机会，但在整体上，却无助于整个社会愈发恶劣的就业环境的改善。

　　武小锋在经历了“糖葫芦之痛”后，终于在鞍山获得了就业良机，而南京的一个辅导员的位置，依然会让百余名研究生为此进行令人心痛的终极PK。二者的鲜明对比，充分映射出受供需关系的影响，我们这个社会在人才价值、人才观念、就业观念已经步入了一个认识错位与价值扭曲的时代。如果这些日益被扭曲的价值与观念不能回归到正常的位置，那么恐怕还会有更多的毕业生面临着这样或那样的就业难点。

　　类似于“陆步轩”与“武小锋”这样的依靠媒体与社会的关注实现再就业的路径，绝对是个例，意义不大，是难以复制的。这种不得已的办法，不是正道，更不值得提倡。(澶啸媒体从业者)

　　原载《现代快报》转自人民网(J-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