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盗版教材成了百万富翁

　　安徽省迄今为止最大的一宗盗版教材、教辅案，于今年1月15日在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公开宣判。被告人许某、张某犯非法经营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3年，没收非法所得158371元。此前，许、张两人已退赔赃款131万元。

　　2004年8月9日，安徽省新闻出版局根据某出版社的举报，在合肥市常青街道沿河村一出租房里发现大量盗版书籍，当场搜出各类盗版教材、教辅图书3900余件，码洋超过100万元。当年10月，因案情重大，安徽省新闻出版局将此案移交省公安厅查办。同年11月26日，警方将逃跑多日的两名犯罪嫌疑人许某、张某抓获。

　　警方随后根据许、张两人交代的线索，又一举查获了6个藏有盗版教材、教辅材料的非法仓库，总册数达38.9万册，总码洋高达484万元。公安机关在武警部队的帮助下，动用了11辆车，花了整整3天时间，才将仓库里的这些盗版教材和教辅图书清理干净。这些图书主要销往学校和一些书店，因为折扣较低，销路甚广，生意兴隆，两名犯罪嫌疑人在不到3年时间里积聚了大量财富，并在合肥闹市区的高档写字楼租下了经营门面，“业务”甚至做到了浙江、江苏等地。从警方搜查到的一个账本上发现，光是2004年一年，许、张两人的非法营业额即达600万元。

　　正规出版社代理当内应 承销中介多为任课教师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在许某、张某销售盗版教材的利益链中，80%以上的中介是中学、职业中学和职业中专的普通任课教师，仅许某供出的有名有姓的“中介”就有20多人，都从他们手中直接拿到数千元甚至上万元不等的“回扣”。

　　许某供称，他在当地的中学、职业中学或职业中专学校联系业务时发现，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材教辅销路最好，便和该出版社在安徽的一名代理取得联系，以重金确保第一时间拿到该出版社的正版图书，迅速拆封后偷偷送到印刷厂制版，一般的图书500册以上才开印，多数都能印到3000册～5000册。有些销路很好的图书，像《机械制图》就先后加印了两次，共计1万多册。

　　由于图书的封面大多是彩色的，在正规的印刷厂印刷成本较高，为了降低成本，许、张两人特地买来了自动胶印机，自己印制图书封面，然后再送到“正规”印刷厂进行总装订。这样，盗版的成本进一步降低，保证他们的图书一般能以定价的三折、甚至两折批发给承销中介。除高等教育出版社外，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等单位出版的一些教材教辅都被他们按照上述套路炮制盗版。

　　盗版教材的销路很具隐蔽性，一般都是由许、张两人先和任课教师私下谈妥，然后将图书送到指定的私人书店，甚至是学校附近的杂货店、小超市。被利诱的教师则在课堂上宣称，学校指定的教材教辅内容一般，自己讲课、特别是考试的内容主要出自某某版图书，这些书可以到某书店或某超市的专柜购买。盗版教材和教学辅导材料就这样溜进了江、浙、皖3个省的100多所学校。

　　更让记者感到意外的是，一些使用了盗版教材的学校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却一再声称“过去不了解情况”，个别校长竟然大言不惭地说：“管不住老师，使用什么辅导材料是教师的权利。”而对这些充当了盗版销售中介的教师如何处理，目前还没有下文。

　　教材腐败成校园腐败焦点

　　据记者了解，在此大案发生之前，安徽省教育系统类似的教材腐败大案已屡有发生。比如，3名教育主管部门的官员和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与学校串通私设地下教材批发部，强令学校从地下批发点购书，其中正版、盗版混杂，双方利益分成，涉案资金同样高达数百万元。

　　相关人士指出，教材腐败日益成为校园腐败的焦点，教育主管部门的官员、印刷厂、教师、学校全部卷入其中，其根本原因是监管缺位。要防止校园腐败，对学校财务的监管特别是预算外资金账户的监管，对印刷厂业务的监控和对课堂教学、特别是学生教材、教学用品、教学辅导材料使用的监管，每一环节都不可缺少，但目前的现状是，相关行政监管手段和法律手段都非常薄弱。

　　原载《中国青年报》(J-02)